大学之门 向更多人敞开

　　数说高教30年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高等教育三种方式：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考考试，都为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构筑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格局。

    2008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将达599万人，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国内人均生产总值1000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所走的道路。

    到了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5%，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龄青年中，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

    在中国，大学课堂里的一席之位曾经是稀缺资源，大学生均笼罩在“天之骄子”的光环下。但到今天，人们发现家里培养出一名大学生并不难。30年内，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

    从时间上看，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那是1999年，举国迈出高校扩招的第一步。

　　恢复高考：重拾大学梦

    1977~1978年高考全面恢复，重新衔接上几代人断裂了的大学梦。考大学之难在恢复高考首年就显露无遗：570万人报考，录取仅27万多考生。此后在高考这个赛场上，常年持续着残酷的淘汰赛制，高等教育仅向部分幸运儿敞开通道。

    按国际划分， 大学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化教育。“精英”一词揭示出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可获得的权利和机会，但它却凝聚着全民眼光。这就解释了为何围绕高教改革的每一步，都如此备受瞩目。

    高考的改革可以从考试内容、科目和考试模式上分解。标准化考试为的是减少评卷误差，从1986年由广东率先试验，4年后于全国推行；“3+1”、“3+2”模式把考试科目化繁为简；保送生、自主招生、高考分省命题等变革将统一化考试引向多元；进入2003年，“黑色七月”不再成为高考的代称，此后高考提前到6月进行。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截至目前最经典的一个教育改革决策，对当时全国勃兴的教育体制改革从政府决策上给予支持。全国各地高校改革派备受鼓舞，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办学体制、管理机制、教学体制、人事制度……多年后人们还记得那些敢吃螃蟹的改革代表: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世初、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并称四大“急先锋”。

    教育是人才工程，仅靠普通高校解决不了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饥渴”。于是，自学考试、成人考试作为普通高考的必要补充，为高等教育输送血液。1981年自学考试在北京试点后很快在全国普及，被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视为真正属于我国“原创”的制度创新。如果说高等教育是个四轮驱动的汽车，那么高职高专、自学和成人高校便是普通高校以外的三个“轮子”。

    高校扩招：高教大众化的“爆点”

    经过改革开放后近20年的积累和铺垫，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上世纪末步入飞跃期。1999年，高校扩招的“闸门”打开，当年招生增幅就超过40%。高校扩招，可谓高教大众化进程的“爆点”。此后几年内高等教育像个迅猛向前的火车头，高校在校生人数以倍数递增。在2003年这个载入高教发展史的年份，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意味着高教大众化时期的正式到来。

    作为连锁反应，高校收费、高校合并、取消包分配等几乎与高校扩招同时进行，短短几年内高等教育的变化让老百姓目不暇接。读大学要自己掏钱了，而且这个钱还不是小数目；国家不包分配了，大学生找工作要自己四处去跑招聘会；大学城崛起，高校纷纷建起分校区，很多人大学四年都远离校本部。喧嚷中有一点大伙儿都有切身体会：更多的人可以享受高等教育的好处。

    教育部部长周济也说，目前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排世界第一。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跨越，也是我们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

    然而教育大众化到来后，并不就是皆大欢喜。高等教育承载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期望，来到2004年之后，这趟急速驰骋的列车放缓脚步，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高校增长速度太快了，出现了不适应症，许多大学债台高筑，还有人将本科生教育质量下滑与扩招直接挂钩。与此同时，高考“全民焦虑症”仍在持续，考大学不难，但对优质学位的争夺战依旧残酷，高考录取的地域不平衡受到指责。更为紧迫的是，大学生就业已日渐成为社会难题。

    解决问题之道，只有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走向纵深。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扬言要发起高等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知名学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高等教育完成规模扩张，紧张的供求关系大为宽松，教育改革正处在一个好的转折点上。下一个十年高等教育将呈现什么新形态？请容我们乐观地期待。